長江——中華文明的搖籃。一萬年的文化史，眾多考古發(fā)現(xiàn)和歷史文物，勾連起長江的古與今。

“文化中國行·長江之歌”專題報道推出：“文物篇——鎮(zhèn)館之寶請出列”，通過對長江沿線博物館“鎮(zhèn)館之寶”、地標性文物古跡等可移動與不可移動文物的探訪，挖掘長江沿線文化遺產(chǎn)的多重價值，共敘長江文化淵源。

“策展人很罕見地給玉琮王打了個側(cè)光……”

前不久，經(jīng)常拍攝良渚文物的攝影師李慧力發(fā)了一條朋友圈，說起自己去浙江省博物館之江館拍良渚玉琮王的新體會。

“肯定是為了普通觀眾能看清楚神人獸面紋而特意打的這個側(cè)光，側(cè)光凸顯紋理。等一個觀眾從側(cè)面路過的時候，就可以拍出‘良渚神人凝視’的效果?！?/p>

感受到王的凝視了嗎？

浙博之江館的玉琮王 李慧力 攝

【1】

如果要說“天下第一”琮，指的就是這件良渚反山王陵12號墓出土的玉琮王，登上《國家寶藏》的國之重器，現(xiàn)藏于浙江省博物館。

出土時，它像枕頭一樣，正面放置，“枕”在王的頭下——位于墓主人頭部一側(cè)。

反山M12主要隨葬器物放置示意圖 方向明手繪

這件玉琮，重達6.5千克。直槽上，雕琢了8幅火柴盒大小的完整神徽，神人的臉和冠帽、神獸的大眼睛和鼻子嘴巴，都用上了淺浮雕的技法，神人的上肢和神獸下肢，則用陰線刻畫，極盡繁復(fù)，是良渚微雕的杰出作品。

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向明量過，琮王身上神像的獸眼眼珠只有二三毫米，是用什么工具鉆刻的？大的管子，可以理解是毛竹，小的呢?

做動物考古的宋姝又進行了觀察和測量，發(fā)現(xiàn)麻雀肢骨的截面直徑約在1~3毫米，而雉肢骨的截面直徑約4~10毫米，以橈骨和尺骨骨干的截面直徑最小，而且最接近圓形?？赡苤挥邢衤槿高@類小鳥的肢骨截面直徑才比較接近獸眼的尺寸。但是，目前還不能確定就是用骨骼來鉆刻的。也有人實驗考古，用狗尾巴草進行小口徑管鉆，也可行。

玉琮王

【2】

玉琮王的發(fā)現(xiàn)，得說到反山的故事。

1986年，良渚文化發(fā)現(xiàn)50周年，江蘇已經(jīng)拿出了草鞋山遺址，上海有青浦福泉山遺址，浙江，良渚文化的命名地，怎么沒花頭?

年初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開始籌劃。一切自然落到了史前室的5個人身上：牟永抗、王明達、楊楠、芮國耀、劉斌。牟先生是室主任。

老中青三代分頭行動。王明達和楊楠在反山工地發(fā)掘，牟永抗帶著劉斌和芮國耀在吳家埠工作站整理資料，寫論文。他們約定，一旦發(fā)現(xiàn)良渚文化墓葬，整理工作立刻停止，大家一起投入發(fā)掘。

反山并不叫反山，只是屬于余杭縣長命鄉(xiāng)雉山村的雜地。雉山村有陳家弄、沈家村、費家頭等自然村，這三大姓的村民都是當?shù)厥来幼〉脑用瘛７瓷降貏葺^高，種竹、茶和山芋等。20世紀50年代，反山的南邊，有七戶人家定居，叫“翻山組”——翻過山的一個組。為什么是組？人民公社的基層組織結(jié)構(gòu)是這樣的：公社—大隊—中隊—組。從雉山村來此處要翻過一座山，但這個“翻”字太難寫，村里人普遍寫成“反”。“反山”之名由此而來。

1986年，余杭長命鄉(xiāng)農(nóng)機廠要轉(zhuǎn)產(chǎn)，準備籌建長命制動材料廠，選中了反山周圍的大片土地，準備在山上取土，并把廠區(qū)北圍墻建在反山頂部北緣。文保員費國平發(fā)現(xiàn)了，馬上向考古所報告。他就住在雉山村，對這里太熟悉了。1977年參加河姆渡遺址發(fā)掘后，被考古所聘為合同工，1991年進余杭縣文物管理委員會。如果沒有費國平的報告，建廠取土造成的后果將不堪設(shè)想，也就不會有反山的發(fā)掘了。

王明達、芮國耀和費國平去山上踏勘，發(fā)現(xiàn)了一些碎小的紅燒土顆粒和炭粒，偶爾也能見到一些良渚文化的小陶片。他們判斷的標準是“熟土”，發(fā)現(xiàn)“熟土”有時比撿到陶片更重要。王明達確認，反山不是自然形成的，而是良渚文化時期人工堆筑的熟土墩。

1986年5月8日，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進駐反山工地。5月9日，反山正式開始發(fā)掘。5月6號臨出發(fā)，在杭州環(huán)城西路的辦公室，書記、所長、副所長都來找王明達：“阿達！你們要去反山挖600平方米錢不夠的。”

那年，全所40個編制，連工資在內(nèi)11萬。各考古室全年發(fā)掘經(jīng)費8000塊，二室在海寧三官墩遺址發(fā)掘花掉了3000多元，只剩下4000多元。再加上工人費每天一塊八到兩塊一，挖600平方米顯然不夠。

大家“糾纏”了近1個小時——“我的脾氣你知道的，我站起來桌子一拍：挖不著，不用4000塊；挖得著，錢就不用擔心了。要出發(fā)了，要么你們把我領(lǐng)隊換掉?！蓖趺鬟_說。

1986年反山遺址秋季發(fā)掘現(xiàn)場。資料圖片

【3】

大家確實心里沒底。發(fā)掘工作持續(xù)了十多天，挖了11座磚室墓，良渚文化的墓葬影子也沒見著，此處是否就是漢代墓地?

5月19日晚上，王明達在工地給大家開會，鼓勵大家要堅信原來的判斷，強調(diào)接下去拆除墓磚后，發(fā)掘深度會達120厘米左右，每下挖10厘米，一定要把各探方的平面鏟光，辨別土質(zhì)土色，特別要注意尋找墓口，必須在領(lǐng)隊確認沒有跡象后再繼續(xù)下挖。

5月28日，漢墓的清理已經(jīng)接近尾聲。為了慎重起見，王明達決定停止使用小鋤頭翻土，改用鋒利的大平鏟，一遍一遍，把地面鏟得又平又光。傍晚，隨著日光的移動，他們在平整的地面上，仔細觀察土質(zhì)、土色的變化，終于在3號探方的中部，從大面積的灰黃土中辨認出一塊灰褐色的斑土，也就是說，土坑的墓口，確認了，王明達清晰劃出了長方形南北向的四邊界線。

反山遺址器物提?。ㄟf玉器者王明達，清理者楊楠，攝影者為新華社攝影記者吳元柳，繪圖者劉斌）

5月29日下午，他決定改用小鏟，每下挖5厘米，就平整一次。半天時間，像螞蟻搬家，他和文保員陳越南兩個人只挖深了30厘米。又過了一天，已經(jīng)下挖到90厘米了，沒有看到任何遺物。是不是挖反了？如果挖反了，土再填回去也不能掩蓋操作的失誤。

5月31日下午兩點多鐘，烏云翻滾，要下雨了。王明達和大家商量著，準備收工。他站在1.6米高的隔梁上安排，指揮大家把探方里的松土趕快挑走，蓋上塑料薄膜。這時，一直在清理的技工陳越南，從深達1.1米的墓坑里爬了上來，他是紹興人：“王老師，這個啥西？”王明達一看，有紅的，還有白點。他從160厘米高的隔梁上直接跳下，爬到墓坑里——這樣一跳，其實是違反考古工作規(guī)程的，但當時，王明達實在是太激動了。

蹲在坑里，再次觀察這塊土，印痕上同樣留下一些玉粒和漆皮。陳越南遞給他一把小鏟，他不敢用，在裝土的竹簸箕上折下一段竹片，順著土塊的邊緣小心地剔去一小塊土，又露出朱紅色的漆皮和很多小玉粒。這就是后來編號為余反M12:1的嵌玉漆杯。

他又用竹簽子來來回回剝墓坑，看到了白花花的顏色，那是玉的雞骨白。這是后來編號為97號的玉琮，這件三節(jié)玉琮，因為口高，剛好剝剔到它的射口。這也是良渚古城遺址范圍內(nèi)第一件經(jīng)科學考古發(fā)掘的玉琮。

反山發(fā)掘隊全體同仁在現(xiàn)場討論遺址現(xiàn)象

雨點開始落下了。

他記下了墓穴的長寬深（露出器物的深度已達120厘米）后，墓穴用薄膜蓋好，鋪上一層泥土。晚上，他們冒雨回到住地，已經(jīng)渾身濕透，但興奮得很，王明達讓人趕快去買幾個菜來，“老酒有沒有，有，拿一壇來，今晚好好喝。”他當時的原話：“我們這次發(fā)掘?qū)⒁d入考古史冊?！?/p>

這就是震驚世界的反山12號墓，浙江省第一座良渚文化貴族大墓終于被發(fā)現(xiàn)了——出道即巔峰。

按照考古工作規(guī)程，確定了考古學單元之后，就給它們編號，作為出生證，原始記錄，永不改變。因為反山一開始挖了11座東漢磚室墓，所以良渚第一座大墓編號為“余反M12”。墓主人被認為是良渚文化早期的一位王，也就是最著名的那位擁有琮王的“王中王”。

【4】

6月2日，余杭倉前的章太炎故居修繕落成，毛昭晰請了上海文管會副主任方行、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、上海博物館副館長黃宣佩等在那邊開會。一聽良渚有重大發(fā)現(xiàn)，毛昭晰直接帶人趕到了工地。

“阿達，你不要動哦?！泵盐f。
“什么不要動？”王明達問。
“挖出來不好動的?！睘榱舜_證所發(fā)現(xiàn)的墓葬是良渚文化大墓，牟永抗讓王明達再剝剔一下坑內(nèi)的填土，露出一些可以斷定時代的器物。王明達把97號玉琮的上部剔出，玉琮的器型露了出來。

反山12號墓出土器物俯視圖

“快叫牟永抗，快叫牟永抗，確定了！確定了！”王明達大嗓子一喊，大家圍在墓坑邊，除了玉琮外，周圍又剔露出白花花的一大堆玉器。

毛昭晰馬上去請示省領(lǐng)導(dǎo)。

王明達的日記里記了一筆：6月10日，毛昭晰陪時任省文化廳廳長孫家賢來考古現(xiàn)場。6月27日，時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長李德葆等視察反山工地，以后又數(shù)次到吳家埠工作站觀看反山等出土器物。

本來的補貼——給浙江小百花越劇團10萬、浙江越劇團10萬，李德葆拍板，浙越的10萬給省考古所。

7月7日至10日，王明達在吳家埠工作站撰寫完成《浙江余杭反山發(fā)現(xiàn)良渚文化重要墓地》(后刊登在《文物》1986年第10期)。10月4日全部墓葬清理完畢，10月10日全體考古人員撤離。

100天，王明達的體重從110斤降到了93斤。

反山王陵發(fā)掘現(xiàn)場

再插播一則琮王的小八卦。

琮王重6.5千克，怎么來的？在吳家埠工作站，王明達每天要買菜，稱肉。雖然有磅秤，但被用來稱煤餅了。另外還有一把桿秤，那天，王明達拿來稱琮王，秤砣盡量放平——13 斤!

2003年10月，王明達手捧玉琮王在考古所的會議室，為“玉魂國魄”的第二次會議代表講良渚玉器。

【5】

反山墓地共清理出良渚文化時期墓葬共11座（M19和M21是這座土臺中的殘墓，屬于良渚文化晚期，已遭破壞）。其中9座良渚文化早期高等級墓葬，南北兩排，共出土1200多件（組）隨葬品，其中玉器就有1100多件（組），占了九成，光種類就有三四十種。

反山王陵有三個最——已知良渚文化遺址中出土玉器數(shù)量最多、品種最豐富、雕琢最精美的一處高等級墓地。還有一個最——反山12號墓是迄今發(fā)現(xiàn)良渚文化最高等級墓葬，如果以單件計算，隨葬品數(shù)量多達658件，其中玉器以單件計共647件（不含玉粒和玉片）——幾乎全是。

反山遺址的發(fā)現(xiàn)過程，至今依然是田野考古的經(jīng)典。它創(chuàng)造了多個第一次，最厲害的一件事：糾正了過去認為良渚人是“平地掩埋”的認識，首次在野外確認了良渚文化墓葬存在棺槨，首次清理出良渚文化大型墓葬的棺槨葬具痕跡，這是前所未有的突破。說明良渚人在5000年前就已經(jīng)使用棺木類的葬具為“王”和王室成員辦葬禮。

1986年良渚文化發(fā)現(xiàn)50周年學術(shù)研討會在杭州召開。11月3日，全體與會代表參觀考察反山，并在吳家埠工作站觀看器物。11月5日下午，嚴文明先生做了總結(jié)發(fā)言，題目：良渚文化研究的新階段。他說，反山的發(fā)掘把良渚文化推上了考古學科的前沿。蘇秉琦則說，浙江史前文化有兩朵花，一朵河姆渡，一朵良渚。

1986年，紀念良渚文化發(fā)現(xiàn)50周年，與會代表參觀反山

我們現(xiàn)在習慣把反山稱為“王陵”，這個詞，就是蘇秉琦先生提的。有一次，王明達去蘇先生的辦公室聊天，給他看剛出的反山發(fā)掘簡報。1988年，《文物》第1期以最快的速度公布了反山、瑤山兩地的考古簡報。簡報里，稱“反山墓地”。墓地……墓地……蘇先生的手擱在桌上，篤，篤，敲了兩下——陵！他蹦出一個字。

墓地是墓，陵是王。王明達受到了很大的啟發(fā)。反山墓葬地營建規(guī)模之大、隨葬品之豐厚、玉器之多而精，還沒有任何一處良渚文化墓葬超過它，這不是最高等級的貴族“王陵”嗎?

【6】

反山發(fā)掘以前，人們一直認為玉器上的復(fù)雜圖案，是一種類似于饕餮的獸面紋。在反山12號墓的出土玉器中，人們首次在琮王上發(fā)現(xiàn)了完整的神人獸面像。

玉琮王

“神徽”是怎么被看到的？

過去，很多報道提到，是攝影師在照片里看見的。王明達給我看了一疊手稿，題為“浙江余杭反山發(fā)現(xiàn)良渚文化重要墓地”，寫于1986年7月10日，反山發(fā)掘兩個多月，12號墓等大墓已經(jīng)出現(xiàn)。

“橫紋、圓目、寬鼻、巨口，口中顯露鋒利的牙齒，形象具體真實?！痹诿枋鲇衿魃系膱D案時，他這樣寫道。1986年11月，紀念良渚遺址發(fā)現(xiàn)50周年學術(shù)研討會在杭州召開。他特地拍了琮王的照片，準備給代表們看看，但黑白照片不是很清楚。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史前史專家吳汝祚看完照片，找到牟永抗：老牟，這么好的東西怎么不給我看?

因為要向省人大匯報，需要再拍一批彩色的照片。當時，所有的器物都放在吳家埠工作站，看器物也在這里。

那天也是在吳家埠，王明達跟所里的攝影師強超美說，你看看，能不能拍出來，就拍這一塊。他指指琮王上的神像。強超美查看自己剛剛洗出來的照片：看到了看到了!

獸面的兩邊原來有兩只手！這個戲劇性場景，后來被演繹為在照片里首次發(fā)現(xiàn)了“神徽”。

神人獸面像

幾乎所有玉器上都會刻上或繁或簡的“神人獸面像”，這個圖案是良渚文化中細節(jié)表現(xiàn)最多的一個，幾乎是良渚玉器唯一的主題。圖案上部，是頭戴“介”字形羽冠的人的形象，下部是圓圓的大眼睛、露出獠牙的猛獸的面目，下肢作蹲踞狀，還有飛禽或猛獸(虎類)的利爪。神人加神獸的復(fù)合形象，或許就是良渚人心中神的樣子，是良渚部族崇拜的神徽。從良渚早期到晚期，神像的造型幾乎不變，完全是程式化、標準化的復(fù)刻，這是禮制的需要，更是信仰統(tǒng)一的要求。

這個圖案到底什么意思，不可能有標準答案。但可以知道的是，神像是各種動物元素構(gòu)成的一個復(fù)合圖像，我們可以看到龍、豬、鳥、虎的影子。但有趣的，不正是無解嗎？

這么多種類的玉器中，神像最黏的只有玉琮。在良渚文化存在的1000年中，玉琮自始至終都與神像相伴。神像是構(gòu)成琮的核心因素，是琮的靈魂。

方向明繪

而且，這種情況不是只在良渚文化核心區(qū)有。20世紀七八十年代，江浙滬包郵區(qū)的考古專家發(fā)現(xiàn)，環(huán)太湖流域存在一些較大的良渚文化聚落，比如上海青浦福泉山、江蘇武進寺墩等遺址。在沒有現(xiàn)代化通訊的年代，神徽的分布范圍，從良渚遺址核心區(qū)，一直延伸到整個環(huán)太湖地區(qū)，和良渚文化范圍吻合，一像獨尊，而且，它不僅在玉器上被大量表現(xiàn)，也見于其他材質(zhì)的載體，比如象牙器、漆器、陶器等。

2010年，上海青浦福泉山遺址吳家場207號墓，出土了2件通體雕琢10幅神像的象牙權(quán)杖，形制與反山12號墓豪華玉瑁鐓權(quán)杖完全一致。

王把玉器分別賞賜給上海、江蘇的“諸侯”，命令他們統(tǒng)治一方，管好當?shù)剡@個區(qū)域中心。玉器上的神像，成為社會穩(wěn)定和認同的標志。良渚社會開創(chuàng)了以玉禮器系統(tǒng)的禮制秩序和依此體現(xiàn)王權(quán)神授的統(tǒng)治理念，是中華玉禮制的先河，也為中華文明起源和演進奠定了基礎(chǔ)。

（圖片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提供）

來源：潮新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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